我們的祖國為什麼叫“中國”
1963年陝西寶雞賈村一個村民在自家後院發現了一個被暴雨衝出來的青銅器。他當時打算把這玩意當廢銅爛鐵賣到廢品收購店。這時一個明眼人聯係了博物館的人來高價將其收走。這就是如今收藏於中國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青銅器何尊。這個青銅器上有12行122字銘文講述的是周成王繼承周武王遺誌營建成周(今洛陽)的故事：“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 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雖小子無識，視於公氏，有勳於天，徹命”。
這段銘文中所出現的“宅茲中國”四個字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出現“中國”一詞的考古實物。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人們的地理知識遠沒我們今天這麼豐富，所以古人會很自然地以自己所生活的地區作為世界的中心。在古希臘人繪製的世界地圖上希臘就處於世界的中心。羅馬帝國時期曾根據與羅馬城的遠近距離把高盧（如今的法國）分為遠高盧、近高盧。這顯然也體現了一種以羅馬城為世界中心的世界觀。
中國古人同樣認為自己身處世界的中心，因此我們的祖先把自己生活的土地叫做“中國”。其實“中國”這一名稱從古至今曾有過多種含義。如今“中國”一詞既可以指曆史與文化意義上的傳統中國，也可以指現實層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具體的國家。古代曆史上的“中國”也曾被用來指代中原地區，有時甚至還可能是被用來指代國都。青銅器何尊上的銘文“宅茲中國”就是建國都於國中的意思。
西周初期的“中國”一詞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中國指的就是當時的京師，所代表的是政治中心的含義。廣義的中國則是泛指當時的周王朝所統治的區域。位於黃河中下遊的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最初的誕生之地。在這一地區的東部是浩瀚無垠的大海，西部是一望無際的荒漠和巍峨的青藏高原，北部與草原地帶相接，南部是連綿起伏的群山。由此形成了一個相對極為封閉的地理空間，而周邊東西南北的少數民族都極力往中原靠近。
因此也就更加堅定了中國古人把他們所生活的地域當成是世界中央的概念。據《辭源》記載：“上古時代我國華夏族建國於黃河流域一帶，以為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國，而把周圍我國其他地區稱為四方”。距今大約4600年前黃帝部落聯合炎帝部落與蚩尤部落在涿鹿激戰。這一戰塑造了以炎黃部族為核心融合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團的華夏民族。根據辭海的解釋：華在古漢語中有華美之意、夏則有盛大之意，所謂華夏就是華美盛大的國家。
當時華夏族多在黃河南北建都並不斷擴大活動，故而稱黃河中下遊為“中國”，也稱為“中土”、“中華”、“中州”、“中夏”、“中原”等等。生活在中國周邊的民族則根據所處的方位分別稱之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有時也會出現諸如“北戎”之類的混用說法。上古時代的華夏民族是以生活在黃河中下遊的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為核心逐漸同化周邊部族形成的。我們今天所使用的“中國人民”、“華夏民族”、“炎黃子孫”這些詞就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
一般來說華夏、炎黃更側重於指代民族概念；“中國”一詞側重於指代地域方位概念。華夏民族相比周邊其他民族較早掌握了定居農業生產、建造房屋、創造文字和計數 *** 等諸多文明技藝，因此華夏民族相比其他民族更早從原始社會開始向文明社會過渡。到了周朝華夏先民已形成了一套家國天下的概念：這時的人稱周天子統治的地盤為天下。所謂天下是囊括全世界的是沒有邊際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周天子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給諸侯，諸侯在自已的封地上建立“王國”。諸侯又把自己的封地分封給自己屬下的卿大夫，卿大夫用諸侯分封的土地來建立“家族”。卿大夫又分封土地給自己屬下的“士”。士作為更低的統治階層不能再繼續分封了。諸侯建立的是“國”，卿大夫建立的是“家”。這兩者合起來就是“國家”。由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組成的統治階層構成了周朝的統治基礎。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這些大小貴族們都住在城市裏。
當時天子和諸侯的都城被稱為“國”，因此生活在都城的人被稱為“國人”。都城近郊的“鄉”則留給貴族階級中更底層的士居住。處於被統治地位的平民階層則住在城外的廣大農村地區。在當時平民居住的廣大農村地區被稱為“野”，所以生活在城外的平民又被稱為“野人”。既然天子和諸侯居住的城市被稱為“國”，所以周王室的都城就被稱為“中國”。周王朝還確立了一種處理與地方諸侯國以及周邊少數民族關係的五服製度。
在我們今天“五服”這個詞是用於表示輩分關係的，然而在《周禮》中“五服”這個詞有四種含義。我們今天所說的“五服”隻是這四種含義之一，而在另外三種含義中有一種是和周王朝與地方諸侯國以及周邊少數民族的關係相關的。周王朝在王畿外圍以五百裏為一區劃：由近及遠分為甸服、侯服、綏服（一曰賓服）、要服、荒服，所以合稱五服。這裏的“服”是服事天子之意。
甸服地方的諸侯供給天子祭祀祖父、父親的祭品；侯服地方的諸侯供給天子祭祀高、曾祖的祭品；賓服地方的諸侯供給天子祭祀遠祖的祭品；要服地方的諸侯供給天子祭神的祭品；荒服地方的諸侯則要朝見天子。由此可見“中國”一詞在周朝狹義上就是指京城，周邊的甸服、侯服、賓服、要服、荒服等地都要服從京城的天子領導。《詩經·大雅·民勞》記載：“民也勞止，汔河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這裏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指的就是國都王畿綏服四方的意思。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論語集解》中的“諸夏，中國也”。這裏的“中國”一詞不是單純指代國都，而是泛指華夏諸侯列國。當時廣義上的“中國”是指周天子統治下的所有諸侯的土地，而那些不服周王朝管束的莽荒之地則被稱為四方蠻夷。這一時期廣義上的中國向北延伸到了如今的遼寧喀左、朝陽一帶，西麵延伸到了渭河上遊，東麵延伸到了山東半島，南麵延伸到了長江下遊和太湖流域。
不過有時周天子冊封的一些諸侯國也會因為一些原因被其他諸侯國排斥在“中國”體係之外。《史記》就曾記載：“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事實上當時中原諸侯在會盟時一般都不邀請秦、楚等國，隻把秦、楚當成是西戎、南蠻對待。毫無疑問昔日秦國、楚國的土地如今都是中國領土，昔日的秦文化、楚文化也已是華夏文明的一部分，然而當時其他諸侯國是把秦、楚當成蠻夷的。
楚人是中華人文鼻祖黃帝之孫顓頊的後裔，秦人是輔佐大禹治水的伯益後裔。按說楚人、秦人都是根正苗紅的華夏子孫，然而偏居一隅的地理位置導致秦、楚兩國長期與西戎、南蠻部族雜居。因此當時的其他諸侯國並不將秦、楚接納在“中國”體係之內。這說明中華民族的心理認同並不是奉行唯血統論，而是以文化認同作為民族凝聚源泉的。因此就有了中國古人所謂“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中國入夷狄則夷狄之”這樣的說法。
這就是一種以文化為本位的華夷之辨：認同華夏文化的就是華夏，不認同華夏文化的便是蠻夷。周朝的中國還是一個基於分封製的部族型國家，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將華夏大地締造成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此後隨著曆朝曆代的開疆拓土使得“中國”這個概念的外延不斷擴大：“中國”一詞的概念逐漸由特指中原黃河流域一帶擴大到王朝統治的所有土地。到了清代“中國”一詞的外延已基本與我們現在相同。
經過秦、漢、隋、唐、宋、元、明、清曆朝曆代開疆拓土後東北、蒙古、新疆、 *** 、台灣等邊疆地區都已完完全全被置於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控製之下。當這些地區在政治上被納入中國王朝統治之下時也就被納入到了“中國”這個概念之內。在漫長的古代曆史歲月中“中國”一詞長期被用來指代中原王朝統治的疆域，但“中國”一詞在古代始終沒被當成正式的國名使用。盡管曆代王朝都承襲了“中國”的叫法，然而每次改朝換代都會重新確立國號。
明朝時的中國人在與來華的利瑪竇等傳教士的交流中就是自稱大明朝人，而一般不會自稱是中國人。在此之前的曆朝曆代也都是用朝代名作為國名。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與沙俄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中清朝的首席代表索額圖自稱：“中國大聖皇帝欽差分界大臣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這是國際條約上之一次出現“中國”的稱號，可即使在此之後“中國”一詞仍長期與清國、大清等概念混用。
直到近代的1907年日本早稻田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在入學時填寫的國籍仍出現了清國、大清、中國、中華、華夏、中夏等多種稱謂，還有25個中國留學生居然不知道該如何填寫本國的國名。不知道怎麼填寫自己國家的國名這種事如果發生在我們今天是很荒唐可笑的，可這種事發生在當年其實並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小到一個人大到一個國家的名字其實更多是別人用來稱呼自己的。在古代中外交流相對較少時確實沒規範統一國名稱呼的必要。
古代的中國人在與早期來華的馬可·波羅、利瑪竇等外國人的交流有時用朝代名作為國名自稱，有時則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中華、華夏、中夏、中原、中土等等。那時外國人對中國的稱呼也是各有各的：古希臘、古羅馬稱中國為賽裏斯；中亞民族稱中國為桃花石；古波斯人稱中國為秦那斯坦；古印度人稱中國為震旦；俄語、 *** 語中則稱中國為契丹......辛亥革命後漢、滿、蒙、回、藏各族秉承“五族大同”、“五族共和”的思想創建中華民國。
從此“中國”開始被正式作為國名使用。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然而“中國”名稱的統一規範卻是隨著近代中外交流加深而實現的。在近代以前“中國”這一名稱盡管一直存在，但始終沒能成為統一規範的正式國名。1949年古老的中國終於迎來了新生：在這一年誕生的新中國是中國土地上56個民族的人民共同組成的國家，是代表了具有5000年輝煌曆史、數百萬平方公裏遼闊疆域、十多億炎黃子孫的華夏民族統一的命運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