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於期逃亡到燕國之後 為什麼差一點就成為了匈奴人
對秦國將軍樊於期，因戰敗逃亡到了燕國，為什麼險些成為匈奴？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曆史網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前邊談到，韓、趙兩國相繼亡國，秦國大將王翦屯兵中山，兵鋒遙指燕國。此情此境，燕國還能有什麼對策呢？
雖然有代王趙嘉盤踞代地，收拾趙國殘餘力量，和燕國迅速結成聯盟，但這點實力並不足以跟秦國抗衡。燕王喜到底有什麼謀劃，史料並沒有留下記載，我們隻知道太子丹很想有所作為。
《資治通鑒》原話是這麼說的：“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意思是說，太子丹怨恨嬴政對自己無禮，很想報仇，於是請教鞠武，這位鞠武的身份是太子丹的傅。
短短一句話帶出了兩個問題：
之一，太子丹最掛心的並不是國家大事，不是燕國岌岌可危的處境，而是嬴政對自己的失禮。這真是十足的貴族範兒；
第二，司馬光的措辭本該是“燕太子丹怨秦王”，卻少了必要的“秦”字，變成了“燕太子丹怨王”，顯然是站在秦國立場說話了。
先看之一個問題：司馬光的史料來源是《史記·刺客列傳》，《史記》版本比較詳細，說太子丹從鹹陽逃亡歸國之後，就已經咽不下自己遭受非禮待遇的這口惡氣了，開始尋訪能人幫自己報仇，後來看到秦國的侵略步伐越跨越大，都已經兵臨易水，欺負到燕國的國境線了，國仇和私怨這才合二為一。
再看第二個問題：也許你已經注意到了，《資治通鑒》進入“秦紀”以來，秦國本位表現得有點明顯，比如始皇帝三年“蒙驁伐韓”，不寫“秦蒙驁伐韓”，始皇帝十三年“桓齮伐趙”，不寫“秦桓騎伐趙”，比比皆是。
這種寫法，如果以苛刻一點的儒家標準來看，屬於政治不正確。所以朱熹的《通鑒綱目》凡是遇到這類寫法通通要改，“蒙驁伐韓”改成了“秦伐韓”，“桓齮崎伐趙”改成了“秦伐趙”——這些都是“綱”的部分，而即便在“目”的部分，朱熹也不含糊，像當下這句“燕太子丹怨王”，朱熹的寫法就不是“怨王”，而是“怨秦王”。
朱熹一切的努力都在消除《資治通鑒》的秦國本位。我們常說古代中國史學發達，但從這類細節上我們就不難發現，史學首先是政治哲學，其次才是史學。
你可能會產生好奇：既然朱熹這樣努力消除秦國本位，那麼《通鑒綱目》在寫到荊軻刺秦王的時候，會不會大力表彰荊軻大俠呢？
並沒有。朱熹的寫法是：“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這是“綱”的部分，不但連荊軻的名字都沒提，還給他加了一個很不名譽的頭銜：盜。這就使得荊軻刺秦王這件壯舉和前邊講過的所謂“盜殺”被歸為一類了。
儒家做事，講究的是正大光明。那麼在燕國的處境上，怎麼才算正大光明呢？
鞠武的方案算是比較正確的。當時麵對太子丹的請教，鞠武搬出來的是最傳統的合縱策略，唯一的新意就是把匈奴也加了進來。太子丹不以為然，說這種笨功夫曠日持久，自己可沒有那份耐心。
還有一點需要注意，當《資治通鑒》記載太子丹請教鞠武的時候，把這件事安排在王翦滅趙之後，其實搞反了，參照《資治通鑒》的後文和《史記·刺客列傳》，這時候趙國還在苟延殘喘呢。
沒過多久，秦國將軍樊於(wū)期逃亡到了燕國，被太子丹收留了下來。
楊寬先生有過一個推斷，說樊於期很可能就是近些年裏經常出場的秦國將軍桓齮，因為敗在了李牧手裏，要被依法問罪，這才走上了逃亡之路。
顯然，比起當年的甘茂，樊於期簡直沒有什麼選擇餘地了。這倒不是因為甘茂比樊於期更有本事，而是因為在甘茂的時代裏，山東六國還有資本跟秦國抗衡，秦國就算想抄甘茂的家，也必須掂量一下是不是值得跟甘茂撕破臉。而在樊於期的時代，秦國依法處置高級人才已經沒有任何顧忌了，樊於期既然敢逃跑，那就株連他的全家，還要逼迫燕國交人。
當初秦昭襄王為範睢索要魏齊的人頭，搞得好一場雞飛狗跳，先是平原君咬緊牙關不交人，後是虞卿拋棄一切帶著魏齊逃亡，然後信陵君中了侯嬴的激將法，準備護送魏齊去楚國避難…大家雖然惹不起秦國，但總有不信邪的人站出來跟秦國硬抗。
如今時局變了，曾經盛極一時的三晉隻剩下殘缺的趙、魏，而齊、楚兩國都不再敢招惹秦國，燕國的國力又跟秦國差距太大。四下這麼一看，按說不會有人敢收留秦國的逃犯了。鞠武頭腦冷靜，趕緊來勸太子丹。
鞠武能怎麼勸呢？如果勸太子丹趕走樊於期，任由樊於期逃命，隻要別在燕國就好，這就太下作了，不但鞠武說不出口，太子丹也做不出來。所以鞠武給了一個很合理的方案：請太子丹盡快把樊於期送入匈奴。
鞠武的這個意見，在戰國史上很有裏程碑意義。在此之前，無論人才流動也好，逃難避禍也好，基本都在“天下”這個範圍之內，最遠無非是從秦國到齊國，從趙國到楚國，這就已經足夠安全了，不至於逃離“天下”的邊界，進入“四海”的範圍裏去。
前邊講過，古人心目中的天，尺度遠遠小於今天。嚴格來說，“天”雖然隻有一個，並且“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蠻族的地盤不屬於“天”，而屬於“海”，所以並不是“王土”。“王土”的四麵八方，不管有水沒水，都叫“海”，統稱“四海”，再遠就叫“海外”了。
當下的秦國，雖然距離天下一統還有一些時間，但對天下的各個角落都已經形成了足夠強大的震懾力，所以從樊於期以後，逃亡變成了一件異常辛苦的事情。要麼往北投奔匈奴，要麼往南進入百越，無論向南還是向北，小到語言、服飾，大到風俗、信仰，都要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
這麼一來，任何不合於主流的思想觀念、學術主張，不但在“天下”失去了容身之處，即便到了“四海”或者“海外”也會因為水土不服而無法存活，“百家爭鳴”的時代就從這裏開始合上帷幕了。
話說回來，麵對鞠武的建議，太子丹不以為然，理由還是貴族式的：“人家樊將軍在走投無路之際來投奔我，這正是我拚上性命來保護他的時候，您還是幫我想個別的辦法吧。”
前邊講過，在這種古老的道德準則裏，階層認同高於國家認同，當有人來投奔你，把身家性命交托給你的時候，就等於認同了你的為人，而這種認同感相當於莫大的恭維——人家是因為看得起你才來投奔你，要麼為什麼不去投奔別人呢？這份“看得起”，有資格得到同等程度的回報，讓人義不容辭。這種時候如果還去計較利弊得失，那就是小人嘴臉了。
鞠武見太子丹不肯降低道德準繩，也隻有徒喚奈何，說了一串很漂亮的道德箴言，原話是這樣的：“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為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而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意思是說，以危險的舉動謀求安全的結果，闖禍卻自以為造福，目光短淺而結下深仇，為了幫助一個新朋友而不顧國家安危，這是一條自取滅亡之路啊。
鞠武這番話，在今天看來很正常，而還原到當時的環境，其實特別耐人尋味，因為它意味著國家利益淩駕於道德標準之上。
對照一下魏齊事件，平原君、虞卿、信陵君、侯嬴，這一個個金光萬丈的道德楷模可都是把道德標準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這就意味著，在貴族操守裏，可以犧牲國家來捍衛道德，卻不可以犧牲道德來捍衛國家。換句話說，國家隻是一件工具，而不應該成為目的。如果必須犧牲道德來保全國家，那麼這樣的國家並不值得保全。
當我們看清了這些觀念背景色，就容易看懂鞠武埋怨太子丹“連結一人而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這短短一句話，昭示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至於太子丹，既然接納了樊於期，就必須早做準備，以應付來自秦國的壓力。
那太子丹還能有什麼辦法呢？
